一个疯狂的天才科学家发现了一种“生命之光”，它能赋予被照射的生物极强的生命活性。时值苏联遭到鸡瘟袭击，全国养鸡业遭到毁灭性打击，急功近利的政府立即决定用这种生命之光重振养鸡业。结果阴差阳错，本该接受光照的鸡蛋被错掉包成了蛇蛋和鳄鱼蛋，结果繁殖出了一大批巨大的杀人怪物，无辜的科学家本人也被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就在莫斯科城因怪物来袭危在旦夕之际，一阵寒流突然降临，怪物们禁不住酷寒纷纷死去，莫斯科城的危机才得以解除。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绝不会想到，在写作《不详的蛋》（国内亦有译本作《孽卵》）一书十年后，苏联的局势竟会溃乱到一发不可收拾。

这篇科幻小说完成于1924年10月，该年1月，列宁逝世，斯大林开始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十年后，后世臭名昭著的大清洗爆发，直接导致近七十万人被枪决，受波及者则不计其数。1940年3月，布尔加科夫与世长辞。而直到1966年，《莫斯科》杂志才开始连载《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删节本。如今，当你有机会去莫斯科的时候，一定记得去看看布尔加科夫博物馆。它由作家原先的公寓改造而成，最引入注意的当属其中的蓝色墙壁——他一直想拥有一个蓝色的房间，认为那才是理想的写作场所。

人们有时会认为科幻作家就是未来学家，能比凡人提早看到社会的隐疾，知道症状何时爆发；这不对。有时候，作家——尤其是聪明的作家，盲视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就好像布尔加科夫对局势的估计，现在看来也是过于乐观了。他在抱着油滑的态度在《不详的蛋》中反复嘲讽着战时共产主义时代落下的弊病——只消读读这本书的前几章，你会为其中讽刺的尺度之大而感到吃惊——之时，并不知道那几乎已经是他创作生涯中最后一段惬意的时光。

整个20年代下半段是他的黄金时期。

1925年，他又写出了《魔障》和《狗心》；

1926年10月5日，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了《图尔宾一家》（它曾被禁演，但不久后便又获批准）；

10月28日，《卓伊卡的住宅》在莫斯科另一家声名显赫的剧院“瓦赫坦戈夫”举行了首演；

1927年2月，他完成了剧本《紫红色岛屿》；

1928年3月，剧本《逃亡》交给了艺术剧院。

这些年的经历和见闻几乎都成为了日后《大师与玛格丽特》的素材，但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1929年，剧目审查委员会宣布，禁止演出布尔加科夫的所有剧本。布尔加科夫出国的申请也被驳回。他的新剧作《莫里哀》不断被批判，被禁演，被强制修改。在剧中，莫里哀对路易十四这样说道：

是不是我谄媚得还不够？是不是我低声下气得还不够……陛下，您上哪儿还能再找到一个像莫里哀这样的舔盘子的家伙？

几乎可以肯定，这时的莫里哀就是布尔加科夫的化身。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让布尔加科夫得以从历史的尘埃中再次重现天日的，并不是他那卓越而辛辣的讽刺技巧。当布尔加科夫在描写笔下人物的时候，他崇敬他们的苦难，而不是对他们的天才顶礼膜拜。

莫里哀也好，大师和玛格丽特也好，在他笔下都是些苦人。他们能在自己的领域里呼风唤雨，但他们应对不了那之外的世界。讽刺可以成为一种武器，一种为受戕害者复仇的工具，一把呼唤公正的天平，但它只存在于文学的世界里。文学之外的现实世界该怎么办？人该如何生？又该如何死？

但在《不详的蛋》中，布尔加科夫没有展现这种悲悯。他没有拯救佩尔西科夫，而是让科学家死于莫斯科暴民的拳打脚踢。

佩尔西科夫的形象在讽刺性的科幻小说中极为常见，他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浮士德。但与浮士德不同的是，哪怕魔鬼前来踢他的屁股，他也绝不会动尊驾离开自己的实验室半步。

他倒不是什么坏人，只是个古板又狂躁的科学家罢了。他对身边人非斥即骂，对答辩成绩较差的学生直言“请您放弃生物学，去当电车售票员吧”。至于实验室外的鸡瘟几乎毁掉了俄国的养鸡业，让无数农场主和农妇悲痛欲绝，这些都与他无关，他也从不关心。

这些是他性格上的缺陷，但本来不是什么悲剧。悲剧之处在于，这样一个人对科学却有着惊人的敏锐眼光。他从助手早已习以为常的现象中察觉了异常，进而制造出了神奇的“红光”，在他死后，红光也随即从世上消失。

当风波平息之时，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

不管两块透镜的组合多么简单，伊凡诺夫做了种种努力，也未能复制出这种光。显然除了知识，这还需要某种本领。而世界上具备这种特殊本领的，唯有故世的教授弗拉基米尔·伊帕季耶维奇·佩尔西科夫。

红光事实上是佩尔西科夫本人的象征。它无疑是科学的杰作，倘若妥善利用，必将造福全人类，但它偏偏不肯为人所用，正像佩尔西科夫们在与人交往时永远脆弱无助，永远对外界漠不关心。也正因为他们的自我封闭，他们的发明和发现往往会成为祸乱的根源。事实上，当红光问世的那一刻，它就已经不再受科学家的掌控了。

这场悲剧的另一位始作俑者是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罗克。罗克曾经“投身于战争与革命的汪洋大海”，是个根红苗正的共产党员，如今已经是最高经济委员会的专员。但这些头衔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对于科学来说，他完全是个圈外人。他想用红光在一个月内复兴共和国养鸡业，为此找上了科学家。如果不是因为政府施压，佩尔西科夫本不会交出红光。他没有想到罗克是如此无知——压根分不清鸡蛋和蛇蛋。

小说就这样被拆分成了两个明显的部分。前面七章都在为最后的灾变做铺垫：科学家发现红光——记者反复上门打扰、大肆炒作——鸡瘟爆发——罗克带着政府的命令上门——鸡蛋和蛇蛋被送错，但无人发现错误。这些线索环环相扣，哪怕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部分，灾变都不会发生。后面短小的五章则是灾难的过程，是对上述所有问题的清算。

有研究者认为布尔加科夫在小说的结尾安排了一场严寒，替苏联解决了这场“狂蟒之灾”，是作家人道主义精神的显现——这实在是谬误。据布尔加科夫的同时代人回忆，《不祥的蛋》曾有一版初稿，在其中爬行动物攻入莫斯科，结局是变成死城的莫斯科和一条缠绕着伊凡大帝钟楼的巨蛇（Соколов，2008:14）。高尔基在1925年5月8日给作家米·斯洛尼姆斯基（М.Слонимский）的信中也提到这个结局。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在结尾安排了一场天灾来解围，更多是出于出版的需要。至于将蛋购自德国和严寒阻止了兵临城下的怪物看作对二战的预言，只能说是历史的巧合。

对红色政权来说，《不祥的蛋》含有亵渎的意味。小说中反复出现并强调着《红色火星》《红色莫斯科晚报》《红色乌鸦》《红色战士》等刊物，“红色巴黎”旅馆、“红光”模范国营农场等大量“红色”标题。这种对革命话语的戏仿与滥用要比阎连科的《坚硬如水》早了八十年。而变异怪物包围莫斯科，红军一败涂地，最后全靠天气结尾，这就更过头了。但事实上，当时对《不祥的蛋》并没有那么严苛，高尔基还曾说过这是篇相当有趣的小说——至于对布尔加科夫的清算和雪藏，那是后面的事了。

倒是有研究者挖出了隐藏在小说下的政治暗示，如小说主角佩尔西科夫的原型是列宁，“整部小说是对已逝的领袖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诽谤性讽刺”。这一点倒颇值得深究。事实上，《不祥的蛋》是布尔加科夫作品中相当大胆的一部。如果我们把它看作讽刺小说，我们需要知道它究竟想要批判的是什么。

讽刺作品无外乎分成两类：一类有明确的中心人物，这个中心人物就像太阳，作家想要讽刺和鞭挞的现象都紧紧围绕这个人物的所见所闻运转，例如钱锺书的《围城》；另一类则以事件为中心，把事件当作一台机械的主轴，形形色色的人物绕主轴运转，不知不觉暴露出身上丑陋的一面，比如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毫无疑问，《不详的蛋》便属于后者。与红光——鸡瘟这一事件相比，穿插出现在故事中的人物群像才值得我们关心。

但我们的主人公——佩尔西科夫是坏人吗？不是。罗克有点复杂，但他也不是。利用新的科学发现解决实际的问题，这算不上什么坏主意。布尔加科夫写他是个连鸡蛋都不认识的蠢货，这有些刻毒了；但联想到那时苏联的实际情况，这种无知同样是可以谅解的。他们身上都有令人讨厌的要素，但在自己的本行中，他们都堪称顶梁柱，是可靠的人。

这就是这个故事最大的问题所在。在这个故事中，没有人做坏事。没有人为自己谋取私利，没有人混入革命队伍，试图颠覆政权，更没有人像《侏罗纪公园》那样从内部破坏共产主义事业。人们身上暴露出的最多是自以为是，是盲目乐观，是罔顾科学规律的急功近利。

张天翼的《华威先生》（1938）也是讽刺性极强的小说。但它讲述的是某一类卑鄙小人靠钻营投机大发国难财，批判的重心在这种人；而《不祥的蛋》中，每个人都在各司其职，就连那些惹人厌的记者也和现在没什么差别，甚至更好——毕竟人家炮制新闻之前，还会亲自来实地采访一下呢。

但悲剧终究发生了。这说明在布尔加科夫看来，这种各司其职无疑更加危险。如果说对付华威先生之流，可以将其剔出革命队伍，那么《不祥的蛋》中所发生的危机，本质上是无药可医的。

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引爆危机的关键一环上，那便是佩尔西科夫和罗克的相遇。哪怕佩尔西科夫再怎么厌恶罗克，再怎么抗拒交出还不成熟的发明，也敌不过来自克里姆林宫的一通电话。但危机爆发、暴民冲入研究所打死科学家之际，并没有人听到他无力的申辩。

俄国学者维·佩捷林（В.Петелин）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布尔加科夫旨在解答一道非常棘手的难题：为什么完全无过、甚至还去向他人预警危险的人，要为那些擅自插手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的人们、为他们的愚蠢和无知买单？”

如果布尔加科夫真的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了对未来的预见性，那就是在这里了。苏共历史上确确实实地发生过此类事件，造成的后果完全不亚于巨蛇兵临城下：我指的是臭名昭著的李森科事件。李森科的遗传学理论现在看来完全是一派胡言，但他知道该如何利用政治话语打压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异己，把他们挨个送进监狱或者流放地。直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李森科主义才彻底破产。它没有实现苏联仓廪充实的理想，反而使他们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遭到了不可救药的退步，让苏联失去了两代现代生物学家。

斯大林选择相信李森科，因为李森科许诺整个苏联“面包会有的”，而其余的科学家——尽管他们很可能站在真理这边，但没法提出这样的承诺。如今我们都明白政治不能干预科学，但这并不是一个如“1+1=2”一样容易理解的想法。要想彻底明白这一点，需要漫长而扎实的科学普及教育，让理性彻底扫除愚昧；而要想贯彻这一点，仅凭教育还是不够的。科学家与行政长官之间本不该存在谁大于谁或谁小于谁的比较——他们之间本不该有任何交集。

布尔加科夫把罗克设置成一个连鸡蛋都不认识的蠢货，并不是在讽刺这类人，而是在讽刺让这类人上位的体制：这才是作者真正批判的对象，而不是什么宣扬环保理念（漓江社版的《不祥的蛋》就在译后记中将矛头引向了对“人定胜天论”的批判）。这种体制塑造了一个充满政治狂热的畸形社会，让深陷其中的知识分子总是在为愚昧无知者的行为买单——这样看来，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作家真正想要批判的是造成这场悲剧的、政治目标至上的系统，而引发危机的红光根本不值一提。哪怕没有红光事件，早晚也会有“绿光”或“紫光”。

轻佻的风格和荒诞的情节无非是外壳。在这种外壳下，《不祥的蛋》描写的是一种玩火自焚的绝望。因此，布尔加科夫以精巧的、天平般的方式安排了两位主人公的结局：佩尔西科夫死于自己从未关心过的人民，罗克死于自己轻视的科学技术，被巨蛇活活咬死。而最终极的批判对象则是红色政权：它又将终结于什么呢？

布尔加科夫的精英知识分子立场（他毕业于基辅大学医学院）未必能保证他的视野全面客观，所以，在后来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中，他对自己处身的这个国家又给出了新的答案——多了分温情，少了分犀利的答案。人是否有改变自己的可能性？他将打破枷锁的希望全部寄托于这一点。

至于布尔加科夫的担忧究竟是否成真，苏联69年的历史，功过又究竟该如何评述，那已经是另外的问题了。

谁之过？——评布尔加科夫《不祥的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