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康

又名石不语，野狐，1948年11月24日生于河南南阳，高级工程师，作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科普作协会员兼科学文艺委员会委员，河南作协会员。迄今已发表短篇小说87篇，长篇小说10余篇，计500余万字。曾获97国际科幻大会颁发的银河奖、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终生成就奖。

1966年高中毕业适逢文革劫难

1968年下乡，在新野五龙公社度过了3年知青生涯。

1971年到云阳钢厂杨沟树铁矿当木模工

1974年调入南阳柴油机厂。

1978年以优异成绩搭上最后一班车考入西安交通大学

1982年毕业，分配到南阳油田石油机械厂。曾任该厂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为本单位学术带头人，主持研制的大型修井机自走式底盘和沙漠修井机底盘达到国内和国际先进水平，获部级科技进步奖，其中后者为国家级重大项目。1993年因儿子想听故事而偶然闯入科幻文坛

处女作《亚当回归》获1993年全国科幻征文的首奖。

获1997年国际科幻大会颁发的银河奖。

2014年又获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终生成就奖。

2016年王晋康与南派泛娱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杭州水星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共同开发运营王晋康的众多作品。

  王晋康少时聪慧，学业优异，原想在科学研究上闯出一块天地，但1966年正值他高考前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截断了他的少年之梦。1968年下乡，1971年上山(云阳杨树沟铁矿)，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走了一个完整的轮回。1978年以优异成绩考上西安交通大学，1982年分配到河南油田，曾任石油机械厂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他是该厂大型修井机运载底盘的开拓者，主持开发的80吨修井机底盘获部级科技进步奖，主持开发的沙漠修井机底盘填补了国内空白，属国务院重大项目，获部级科技开发奖。

　　1993年因为一个极为偶然的契机——10岁娇儿逼着讲故事——而闯入科幻文坛。处女作《亚当回归》获当年全国科幻银河奖的头奖。自小深植心中的科学情结自此有了一个喷发口，他一发不可收，接连以《天火》《生命之歌》《西奈噩梦》《七重外壳》《豹》《替天行道》《水星播种》《终极爆炸》《有关时空旅行的马龙定律》《百年守望》等短篇小说连获全国科幻银河奖，至2014年共获20次(含三次提名奖)，包括1997国际科幻大会颁发的银河奖创作奖及长篇《与吾同在》《逃出母宇宙》获2011、2013年银河奖特等奖。获世界华人科幻大会星云奖2010、2012年度的长篇小说奖，2011年度的最佳作家奖(与刘慈欣并列)。2014年获“第一届大白鲸世界杯幻想儿童文学奖”特等奖、世界华人科幻星云奖长篇银奖及科幻终身成就奖。迄今已发表短篇小说87篇，出版长篇小说《生死平衡》《生命之歌》《少年闪电侠》《拉格朗日墓场》《死亡大奖》《时间之约》《十字》《蚁生》《与吾同在》《血祭》《逃出母宇宙》《上帝之手》《古蜀》及短篇结集46本(含再版)，计500余万字(字数不计再版)。 　　王晋康的作品在中国科幻文坛上独树一帜，风格苍凉沉郁，冷峻峭拔，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他善于追踪20世纪最新的科学发现尤其是生物学发现，在真实可靠的科学基础上进行清晰的推理，揭示出科学进步对人类本身的强大异化力，因此，在他对科学的讴歌中常常有驱之不去的忧虑。他具备良好的文学功底，语言冷静流畅，结构精致，构思奇巧，善于设置悬念，作品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是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很好的结合。

王晋康作品风格苍凉沉郁，冷峻峭拔，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善于追踪20世纪最新的科学发现尤其是生物学发现。他的作品常表现人类被更高级形式生命取代的主题。

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15次，获奖篇目分别是：

《亚当的回归》（1993） 《天火》（1994） 《生命之歌》（1995） 《西奈噩梦》（1996） 《七重外壳》（1997） 《豹》（1998） 《替天行道》（2001） 《水星播种》（2002） 《生存实验》（2002） 《一生的故事》（2005） 《终极爆炸》（2006） 《泡泡》（2007） 《活着》（2008） 《有关时空旅行的马龙定律》（2009） 《百年守望》（2010）

曾获1997国际科幻大会颁发的银河奖 。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终生成就奖。

2016腾讯书院文学奖年度小说家。

首届京东文学奖年度科幻图书奖。《天地父母》

2019年11月22日，第30届中国科幻银河奖颁奖典礼在成都举行，王晋康荣获终身成就奖。

未统计完全。以下凡不注明的都指在科幻世界发表。

作品风格苍凉沉郁，冷峻峭拔，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善于追踪20世纪最新的科学发现尤其是生物学发现。 语言典雅流畅，结构精致，构思奇巧，善于设置悬念，作品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是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很好的结合。

站在中国看世界，站在历史看未来，站在地上看星空，这使王晋康的作品常常具有独特的视角。因此对王晋康科幻作品展开研究显得很有意义。

——雷达，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王晋康是一位勤奋的科幻作家，他的作品富有创新精神和东方风格，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为中国科幻宝库增添了可贵的一页。

——叶永烈，著名科普文艺作家，报告文学作家

王晋康的科幻创作，是中国新生代科幻创作的代表。他不但具有一代中国科幻作家的内心向往，还具有这一代中国人对科技带来全新生活的渴望。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王晋康是我们中的佼佼者。

王晋康是过去20年中国科幻小说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纵横宇宙，驰骋今古，有对科学的讴歌，更有对人类发展与道德更新的反思。跟刘慈欣作品强调写实风格不同，王晋康擅长科学写意，颇有中国文化的本土风貌。

——吴岩，著名科幻创作者，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晋康是中国科幻新时代里的巨人。没有他，我们很难想象中国的科幻文学会那么快从困境中挣脱而出，更无法想象今天的大好局面。王晋康的科幻创作是一座宝库，对这座宝库的研究不仅是对中国科幻的一种总结，更是对中国科幻未来的一种有益投入。王晋康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他用自己的一系列佳作巩固了中国科幻的核心价值。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有我们不得不思索的关于未来的答案。

——姚海军，《科幻世界》主编，副总编，著名科幻图书出版人

王晋康先生让科幻文学在并不刻意规避国族标识的长性写作中，找到了思想力度与宇宙广度的平衡支点，在他的想象王国，智慧水银泻地，情怀云蒸霞蔚，给人以巨大震撼、深在触动的同时给人以绵长启迪、亲切唤引。我无法把他的作品当成“类型文学”，我必须无违初心所见——忧患广布，会心处处，经典写作与心灵阅读的默契就建立在有所敬畏有所慈悲的感应中。他以扎实的科学依据作为逻辑想象的基点，但更体现出为“人文”而文学，而不是为“科技”而科幻，这几乎可以视为他的艺术信仰，这使他的小说格外雅正而深邃。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终评委

王晋康老师的科幻创作不仅高产，而且覆盖面广，从人类到宇宙，从个体到群体乃至文明的各种可能性，从物理世界到生物世界，都是他思考的对象。他是一代科幻作家的无法绕过的代表人物，而且还在继续创作。

——李淼，著名物理学家，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

在九十年代新出现的科幻作者中，王晋康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堪称中国科幻这一时期的旗帜性作家。王晋康1948年出生于河南镇平，本职是机械工程师。他在偶然的机会里发现自己的儿子喜欢科幻故事，遂在与儿子的交流中写下了《亚当回归》一文，发表于1993年五期《科幻世界》杂志，并获得当年的银河奖特等奖。王晋康从此走上科幻创作之路，一发不可收拾。如今很多科幻作者是学生，是二十左右的年轻人。有锐气，有想象力，但欠缺成熟。王晋康发表处女作时已经四十五岁，人生阅历足够支持他创作厚重的作品。一登台便超过当时的其他作者，长期保持着高水平。王晋康的经历说明，对于创作来说，真的是瓜熟才能蒂落.

王晋康具有扎实的科学知识功底、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良好的文学修养这三样科幻作家的基本素质。后来，他又办理病退手续，集中时间精力钻研科幻创作，写下大量作品。他实力均衡，眼界开阔，创作力长期不衰。他的科幻成功将大陆科幻文学水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上。

九十年代是王晋康科幻创作的前期，以短篇为主。发表过《魔环》、《解读生命》、《牺牲者》、《养蜂人》、《侏儒英雄》、《生命之歌》、《七重外壳》等几十个短篇。还有《追杀K星人》、《生死平衡》等两部长篇科幻小说。2000年后，王晋康转向长篇创作，但他的短篇仍然比长篇更受欢迎。

王晋康的科幻小说不仅有严谨和独到的主题思想，又注重保持文艺作品的独特价值。在他笔下，科学精神和艺术精神水乳交融，不分彼此。他擅于将科技细节融入作品情节之中，达到了挥洒自如、水乳交融的程度。这也是他多年科幻小说创作经验的结果。

————郑军科幻作家

王晋康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俯瞰科学和人类社会，他的作品既有太空的广阔，又有大地的厚重，他用独有的冷峻深沉的笔触，创造出中国的核心科幻。

————刘慈欣（《三体》作者）

我开始走上科幻创作之路是因为一个偶然因素。上中学时我基本是一个“理工男”，虽然爱好文学，包括科幻文学，但并不是铁杆科幻迷。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作为老三届学生考上西安交大之后，因为严重失眠不得不放松学业。当时正值西方文学作品大量译介进国内，因而得以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我那时也尝试着自己创作了几篇，但都是非科幻小说。

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石油企业（那时大学生毕业是统一分配），本职工作非常忙（我是本单位大吨位特种车辆的开创者），文学爱好就扔到一边了，这一扔整整扔了十年。1992年，我儿子十岁，每天晚上缠着我讲一个故事，包括我自己现编的科幻故事。儿子很挑剔，常常说我现编的故事不如书本上的，只有一次我讲完后他说：这个故事是你编的吗？我觉得比书本上的还好。难得受到儿子夸奖，我想干脆把它变成文字吧。于是趁一个假期，我把那个故事又深化一些，写成了一个科幻短篇。写完后还不知道国内是否有专业科幻杂志，正巧在地摊上看到卖旧《科幻世界》的，就蹲下来抄了个地址。这就是我的处女作《亚当回归》，获1993年银河奖首奖，时年我45岁。

当时正值中国科幻作者青黄不接之际，而我作为一个有一定社会阅历、科学知识和文学准备的中年人，很快成了《科幻世界》的主力作者，也无意中开始了我新的人生之路。当时《中国石油报》一篇名为“十龄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留神成名”的文章报道了这件事，被各报刊广为转载。我儿子常常自夸：爸爸你当科幻作家都是我的功劳！

今天的科幻界推崇“大科幻”概念，科幻有多种流派，而其核心部分，也就是最具科幻文学特质的那部分，其魅力是与科学密切相关的，是科学本身所具有的震撼力的文学表现。我曾在系列长篇《新人类四部曲》的序言中说，有两种小说的作者只能谦虚地自称为第二作者。

一种是历史小说，因为它的第一作者是历史，是时间。时间冲去了琐碎和平庸，凸现和浓缩了事件、情节和人物。历史小说作家只需有足够广博的知识和足够敏锐的目光，挑选出精彩的素材，他的小说就有了百分之六十的成功。

另一种是科幻小说，它的作者是上帝（客观上帝），是科学，是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的运行机理。科幻作者只需要有足够的智力去理解这些机理，有足够敏锐的目光去发觉科学的震撼力，他的成功也就有了百分之六十的把握。所以，科学作家应该把六成稿费献给上帝。

而这段话并非作秀或煽情，是我的由衷感受。

上面说过，我的创作之路比较特殊，45岁才开始写科幻。此前我在尝试主流文学创作时，个人的风格还没定型，比如，我曾学林斤澜，学苏童，学莫怀戚，特别有一段时间发疯般学海明威。尝试了各种风格后，最后固定在一种风格上，那就是：追求流畅质朴的语言，冷静的叙述，沉郁苍凉的作品基调，在小说结构上精雕细刻，等等。也就是说，当我创作科幻小说时，个人文风已经大致确定。如果严格地去总结，也许我前十几年作品的语言相对比较跳跃，而后十几年更趋质朴平淡；前十几年更注重小说结构的精致，而后十几年更注重思想的深化和系统化。当然，这也与前十几年主要创作短篇而后十几年以长篇为主这种转型有关。

我曾在一次大学讲座中坦率地分析过这两点。那天我说，我是“半个聪明脑瓜写科幻”。我在求学时代脑瓜相当灵光，把这个聪明脑瓜用到写科幻上，就表现在对科学之美和大自然之美有特别敏锐的感受，即使到了老年，这种敏锐也基本保持着。我的科幻小说被人称为“哲理科幻”，因为其中常常有作者对大自然深层机理的主动表述。这些机理并非作者的文学杜撰，而是作者深信不疑的信条。比如，我在小说《十字》中宣扬了阿西莫夫说过的一个观点：“医学是一把双刃剑。医学的目的是一行大写的金字：救助个人而不救助群体。但医学在有效救助个体（这当然是伟大的历史进步）的同时，也干扰了人类抗病能力的自然进化，使糖尿病、先天心脏病等遗传病致病基因顺利地向后代传递，从而为人类将来埋下一颗琮琮作响的定时炸弹。”因为这个观点，我曾被某大学某位教授骂为“妄人”，但我对此深信不疑，而且认为，向社会贡献类似的独特深刻的思考，恰恰是科幻作家的社会责任。

至于我写作的短板，那就与“半个聪明脑瓜”中的“半个”有关了。由于长期失眠，我的记忆力奇差。而且我的最美好年华是生活在开放前闭塞贫穷的环境中，这些表现在作品上，就是深度尚可而广度不足，包括科学视野和社会视野都不足。由于偏重于“哲理”，作品人物相对单一，多以知识分子为主，不能包含更为多样的社会生态。

如果要谈科学与科幻的关系，最好界定为“核心科幻”这个流派。越是能充分表现科学的理性之美或技术物化之美的作品，就越能充分展现这个文学品种所独有的魅力。只要读者喜欢的就是好科幻；但还有一句话也是不可少的：从科幻文学的整体上来说，作为一个文学品种，必须有核心科幻作骨架，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我对大刘作品最佩服的、或者说我最短板的是这么几条：

一，大刘对宏大场面的把握。二，大刘对技术细节的营造。三，大刘作品中人物（尤其是小人物）形象的丰富。

大刘《三体》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科幻“新生代”崛起以来的最大收获，是当今中国科幻的代表作品。当然，我从来不赞成说什么“刘慈欣以一人之力”怎么怎么，说这话的人都不了解中国科幻史，尤其不了解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科幻世界》为中心的中国科幻界的艰苦努力。这种提法也像“科坛双雄”“四大天王”一样有害无益。但我们都由衷地承认，大刘是中国科幻最优秀的代表，是科幻文学由短篇时代向长篇时代转型、科幻文学向影视等后文学转型的代表人物。他为中国科幻踢出了宝贵的临门一脚。

中国科幻已经有了不少优秀作品，即使放到世界科幻文坛，放到中国主流文坛上也不逊色。现在中国科幻作品相对来说不为外界所知，这与读者的欣赏趣味和思维惯性也有相当关系。可以举一个我自己的实例：我的科幻长篇《蚁生》出版后，曾送一部给我家乡文联主席（一位当代比较有名的作家）。他几年都没看，我冒昧推测，恐怕与文学界对科幻的普遍轻视有关。后来因他某个偶然原因看了，看后专门约谈我，说：这是家乡作家群近年来所有长篇作品中最优秀的一部。主流文学和科幻文学之间有一道无形的篱笆，套用陈毅的一句话：无篱之篱 ，大篱也。所幸的是，大刘的《三体》已经为这道无形的籓篱扯开了相当大的口子，相信今后情况会好的。当然，从高标准来说，中国科幻作品中可称为经典作品的还非常少。中国科幻想要得到外界真正的承认，更多要靠自己的实力。

中国科幻正在多元化，从新生代走向更新代。不少年轻作家，如陈楸帆、张冉、江波、宝树、夏笳等等已经基本成熟，希望他们能静下心来沉淀一下，尽量排除文学之外的干扰（很难，比如正创业的陈楸帆），每人沉淀出一两部经典之作，那中国科幻之树就真正扎下根了。

科幻文学与其他文学品种（如侦探文学、青春文学、女性文学等）有所不同，它的容量更大，流派更多。就我本人来说，我一直偏重于写比较硬的科幻，或者说“核心科幻”，但我对他人作品的欣赏与我个人的写作风格就没有关系。我当然喜欢比如克拉克的很硬的很哲理的科幻，也喜欢海恩莱恩《“你们这些回魂尸——”》这样结构精致的较软的科幻。我很喜欢的一个短篇是鲍波·肖的《昔日之光》，因为它有新颖的科幻构思，更因为它通过这个构思所表现出来的凄婉的夫妻之情。

我很喜欢的一个长篇是米勒的《莱博维茨的赞歌》，这是写未来的科学黑暗时代，以宗教为主要背景。但我认为它其实是很硬的，因为小说完全浸泡在科学理性中。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尤其出色。其实还可以举一个泽拉兹尼的长篇《光明王》，这篇基本算不上科幻，是用科幻名词对印度神话的再创作。我喜欢它，是因为它在科学、神话和现实之间自由地穿越，还有作者“嘴角含笑”式的对神祇和历史的调侃。国内优秀作品看的就更多了，举不胜举，比如，大刘的《三体》，韩松的《宇宙墓碑》我都是多次拜读。

我作品的苍凉感与我的人生有关。我在求学时代学习非常优秀，但因为是“地主出身”，1958年，初小升高小，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结果在“备取生”栏中才找到我的名字，当时泪如泉涌。很遗憾我说的是负面事件，但它确实是我最难忘的，当年的眼泪一直流淌在我的作品中。 后来经历“文革”、上山下乡，当矿工，上大学，也经历了商品社会的种种肮脏。我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黄金的魔力》，其主人公是一个工程师，因经历了太多的社会丑恶而“弃善从恶”，主动与黑帮勾手盗取国库黄金。那个主人公的愤世嫉俗中就很有我个人的影子。所幸的是，真实的我并没有像那个主人公一样越过心中的道德底线。我的长篇《与吾同在》中说过，人类文明是大恶的粪堆上长出的一株孱弱的善之花。而我的作品也大致如此。

海明威《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喜欢西方作家特有的冷静的叙述和精致的结构。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喜欢作者质朴的文风和“简单”之下蕴藏的深刻。阿来《尘埃落定》，喜欢作品诗性的语言。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喜欢他语言的灵气。莫怀戚早期的中短篇，喜欢他作品的“鬼气”。

没有带来太多的名吧。一点小名声是在科幻圈内的，到圈外“屁也不是”（这是大刘调侃他自己的话，我就更不用说了）。至于利，早期坚持写科幻只是缘于爱好，缘于心中的科学情结，并没有太多的利。我并非假清高，并非不想要高稿费，而是那时的市场没有这个条件。只是近期获几次大奖并有几部影视版权相继售出后才说得上有一点儿利。

勤奋。我如果歇上三天什么也没干，甚至生理上都会产生严重的不适感。无论是当知青，在校学习，在工厂搞技术，还是在家写小说，意识深处总有一个警铃在悄悄催我往前走，不要停顿。

到寺庙道观中住上一年，以身外之身来梳理一下人生。

刚刚完成一部中篇小说，历史科幻题材。两年内想完成“活着”三部曲的第三部（第一部《逃出母宇宙》前年出版，第二部《天父地母》即将出版）。此后因精力问题，很可能会放弃长篇小说了，至于短篇能否写下去暂不作预期，随遇而安吧。 科幻文学现在面临的，还是写什么而不是怎么写

我觉得小时候自己接触的还不是科幻，更多的是科学。有件事印象很深，当时在孩子们的心中大多是七彩的童话世界，直到有一天，大概是读初中的时候吧，我突然得知不同颜色的光只是电磁波频率的不同造成的，童话世界一下子裂成了干巴巴的物理定律。但另一方面，它虽然被定律化、数字化，但适用于整个宇宙。当时觉得原来大自然中存在着普适的、很简约、很优美的秩序！那时候虽然想不到很深，内心的震撼却很大。之后我就开始很爱看关于科学、科普的东西，科幻也看。

当时科学界已经有一个说法，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比如分子生物学领域中的基因工程，将北极鱼的抗冻基因移植到西红柿身上，就能培育出新的耐寒西红柿；把荧光水母发光基因移植到老鼠身上，就能变成发绿光的荧光老鼠。这些都是上帝的核心技术，却被人类破译了。科技的进步确实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在作品中自然就会多些关注。我作品中的生物题材较多还有一个次要原因，就是从生物学领域入手相对好写，与人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容易组织故事和打动读者。

王晋康：没有主动的变化。我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像票友性质，是偶然的机缘让我闯入了文学创作圈。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不太一样，我常常说主流文学是“文学富翁”。他们已经把“写什么”玩到了极致，现在玩的是“怎么写”；而科幻文学现在面临的还是“写什么”，而不是“怎么写”。所以我倒没有特意地想去改变风格，怎么适合就怎么写。当然这么多年下来，风格也会有不太为人察觉的变化，比如少了一点年轻时的灵气，多了一点凝重。

科幻作品有时候是以科学为皮，有时候是以科学为骨。我的有些作品是把科学作为道具，比方说时间机器。我从不相信时间机器会存在，只要物理学框架没有革命性的突变，时间机器就不能存在于这个框架之中。但写小说的时候可以运用时间机器作为道具，因为它便于设置背景。但我的作品中在更多时候是把科学作为信仰的，如果我对某些概念很相信，我就愿意在作品里宣扬它。比如我相信人类DNA能传递人的与生俱来的生存欲望，因而在《生命之歌》中就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创作。

这种“宗教观”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宗教观不一样。我不信神，不信上帝，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了宿命论，科学又重建了我们对于大自然的敬畏。这种敬畏表面看来像是宗教情怀，但实际上只是对自然的敬畏。

科技的发展一定会助力人类解决这些威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谁能保证，有了高科技，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一定永远是良性的发展？至少100年前的科学就未能预料出为害数千万人的艾滋病毒，未能预料出影响全球的臭氧空洞。立足于今天的科学水平，至少中国的淡水问题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除非大规模减少人口和经济规模。所以，当我们深情讴歌科学的光明时，也要时刻警惕科学背后的阴影。我从来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也不是廉价的乐观主义者。

理工科出身的人确实比较容易写硬科幻。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偏爱理性思维，另一方面是有相应的学科背景。但这也并非绝对，像“80后”的科幻作家代表陈楸帆、宝树等，都不是理工科出身。如果自己作品中出现一些技术硬伤，我确实会在网上进行纠正。总体来说，我的作品更偏重于哲理思辨，而不是技术细节。因为我毕竟没有生活在欧美，英文较差，相对来说在技术信息的获取方面处于劣势，于是就想发挥自身的优势，以哲理思辨为主，最重要的还是对人性这方面的思考，科幻毕竟也是文学嘛。

相对而言，我还是比较敏锐的。上世纪90年代，克隆羊多莉的诞生和“深蓝”计算机战胜国际象棋棋王卡斯帕罗夫这两件事让我备受震撼，当时我就觉得世界要大变了，但我没有想到会发展得这么快。在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工智能，如手写文字识别、语音识别都不好用，现在的人工智能却已如此发达。最典型的例子是象征着人类智力水平的围棋比赛，人类已经被人工智能完败，今年柯洁在与AlphaGo对局时一度落泪，我看了心里也是百感交集。人类在电脑面前败下阵，那种无能为力、绝望以及沉痛，令我感触很深。在我1997年的作品《生命之歌》（电影剧本）中，就提前描述了人类在围棋领域的失败结局，失败的人类棋王悲壮地退出了棋坛。

以前确实是，但现在好多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科幻文学不被主流文学所看重，甚至被科普界一些人批判为“伪科学”，还是一位很有威望的科学家带头批判的。导致许多相关杂志全部停刊，《科幻世界》杂志是非常艰难地维持了下来。

没有。那时全国只有一个发表的阵地——《科幻世界》，后来又出现了《科幻大王》和《世界科幻》。可惜的是，后两家科幻杂志又停刊了。那时候科幻不为社会所关注，无名无利，稿费很低，科幻作家都是靠爱好和热情写作。当时大家基本都是业余写作者，专业写作的只有星河、郑军。星河在北京属于合同作家，生活相对好一点，郑军那时候就相当艰难。好在我是一名工程师，不需要靠稿费生活。一般来说，主流文学家只要获得“茅盾文学奖”等奖项就会赢得极大的关注，而科幻作品长期处在社会、文学世界的边缘。后来还是因为《三体》在国外拿了奖才受到重视。

这一波科幻浪潮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复苏，到90年代中期有一个小高潮，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年国内科幻的最大特点是新一代作家的出现，有人把他们命名为“新新生代”。相对于绿杨、我、何宏伟（何夕）、刘慈欣等人的传统科幻，他们更为现代化。

主流文学是“低头的文学”，它关注的是脚下，是人类的现在和过去；科幻文学是“抬头的文学”，它也关注脚下，但更关注天空，关注人类的未来。现代科技如此迅猛和深刻地改变着我们，我相信科幻文学在文学之林中的地位也会越来越重要。关键是，在这个剧变的时代，未来和现在的距离实在是太短了。

科幻作品最主要的功能既不是科普，也不是预言，它主要功能是愉悦读者，让大家有阅读的快乐，然后捎带着在潜移默化间普及一些科学知识，以及对科学的反思。刚才也说了，我年轻时对科学有非常灵敏的感觉，总是会感到发自内心的共鸣，曾认为科学通体光明，后来知道光明的背后永远有阴影。我们讴歌科技进步，但也要时刻思考与反思。

王晋康：我的作品也有不同风格，不大好统一来比。个人较满意的，如短篇《生命之歌》、《养蜂人》，长篇《蚁生》。我满意的作品应该还有《天父地母》，这本书实际上是之前的几个短篇串起来的，好处就在于原来作为短篇时，不论在科幻构思还是人物和语言上，已经经过了充分的打磨，串在一块后，分量比较足。

我的作品在当下的中国科幻中，应该是中国味儿最浓的作品之一了，我自嘲为“中国红薯味儿”（笑），这与我的年纪和经历有关。《类人》之所以这样构思，我是想通过西峡这个密集发现恐龙蛋的地方，营造出历史纵深感的艺术效果，也有意把河南不同地域的地理风貌和人文历史穿插进作品中。

作为一位工程师，我的文学阅读和写作仅出于爱好，有点票友心态。这既是劣势也是优势，因为我开始科幻写作时，只是为了写我“个人之所欲言”，心中没有科幻与主流文学的籓篱之见，没有“科幻必须如何写”的定规，也没有经过对国外科幻作品的模仿阶段。再加上我写作科幻时已45岁了，与其他年轻作者相差至少一代。我是站在过去看未来，所以笔尖下流淌的自然是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感情。

王晋康：以前我每年大概是四篇到五篇短篇，并且每年都获奖，现在每天写个三四千字就觉得累了。我觉得现在灵感的获取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

我卖出去了几部影视版权，剩下的近百部作品全部打包给一个公司了，这个公司名字就来自于我的一部作品《水星播种》。他们在很努力地推，但现在还没有到开拍的程度。我现在首要任务就是把“活着”三部曲完成（已出版了《逃出母宇宙》《天父地母》两部），完成了以后再说别的吧。

昨天，王晋康签名版的《十字》邮寄到，昨晚，入睡前在床上看到了一半。早晨起来，发现充电台灯还亮着，书合上了。于是索性在床上把书看完了。

看完后，我只能说这是一部王晋康式作品的典型代表。

关于十字组织的思想，其实很早就有不计其数的作家介绍过。我最早接触此类思想是郑渊洁的《老鼠医院》，短篇，一个名为金石的灭鼠工作者自愿被基因改造后变成老鼠，把人类的医院介绍给老鼠，帮助老鼠建立医院，最后导致了老鼠的灭绝。这看起来是太极端了。

大禹治水在于疏导。十字组织的思想的危险性不言而喻。但是书中一开始，只是隐讳地提到了十字组织，以及其思想。比如，在梅茵去俄罗斯“窃取”天花病毒的时候，书中没有清楚地介绍十字组织的思想。而梅茵对天花病毒的低毒化则是在在法庭审判中提到的。之前，并没有交代。从这个角度看，十字组织其实只是赞同疏导性思想。也许是因为天花病毒消失后的真空依然存在，直接播散天花病毒与恐怖组织没有任何区别。所以主人公采取的是“低毒化播散”。

人类的行为对地球进行改造，并非是罪恶。人类是一个懒惰的物种。使用工具是为了让人类生活得更懒惰。无数的科幻小说描绘了人类越来越懒惰后的生活，但是我想人类只会更加有效地改造自然。没有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人类不可能释放原子核深处的能量。这种能量的释放对人类是好还是坏，那就不是人类自己能评价的了。如果有一天人类能够把弓箭射到月球上，制造出《三体II·黑暗森林》中的水滴，谁知道拿东西会不会用来毁灭人类呢？

王晋康的作品风格很独特。

第一条就是人物称谓混乱。在《十字》中体现得很充分。一部第三人称记叙的小说，作为描述者，对人物的称呼应该是基本固定的。略微的变化，也要涉及到该段文字正在描写的人物。比如对梅茵，第三人称就写梅茵就可以。牵涉到小雪的时候可以用“她的梅妈妈”这样的第三人称描述。但是王晋康的作品中，此类称呼会突变。比如金明诚，其实一贯而用其名字称呼即可，但是书中从金明诚、金副局长、金县长、金副市长……这类官衔称呼变化得很多，而且如果是用来表现其官职变化，那么在有的地方又突然变成了其名字……孙景栓的名字也在小孙、孙总这类名词之中变化。在王晋康的过去的作品中也有此类现象。我不知道这样写从文学上讲是不是合适，反正这是王晋康风格。一眼既可以看出。王晋康在写作中估计是投入到了故事中。比如书中人物称呼孙景栓为“孙总”，王晋康在描述的时候估计也是心里在用这个称呼来称呼他笔下的人物的。

第二条就是女性描写的细腻。王晋康的作品中有很多是以第一人称来描写女性。这部作品没有用第一人称。可以理解，因为梅茵不是整个故事的各分支的全部记叙者，无法用第一人称表现阿富汗山区的情节。一个成功的作者的优点在于能够塑造不同的人物，尤其是和作者自身差距极大的人物。很多作者写作，其实是在写自己。很多人为什么写日记很容易，写随笔很容易，但是进行文学创作则障碍重重就是这个问题。大刘在《三体II·黑暗森林》中描写的作家的创作状态是存在的。大刘坦言他自己没有那个境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王晋康是不是这样的水平我反而不得而知，对王晋康个人和他的作品看的不深入。但是我知道郑渊洁不是，郑渊洁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其实千篇一律。皮皮鲁其实是郑渊洁自己的化身。而鲁西西的个性，其实不如皮皮鲁深刻。

第三条，结局比较完美吧。这个完美不是说特别的那种完美。《十字》中最后吉吉断了四根指头难道完美吗？我说的完美只是一种，所有人正面人物都友好地聚集，牺牲者都大无畏地牺牲，事业和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这是王晋康式完美。《十字》的确展现了这种剧情上的完美。十字组织的理想在中国得以初步实现；梅茵等人，最后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虽然最后有一个自杀式埃博拉袭击）；罪恶的反面人物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和结局……王晋康的作品中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结尾。这样的结尾并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是比较完美的。《蚁生》中的结局也比较完美，女主人公生活得比较好，最后有一个神话式的众蚁朝拜，这样的结局也许是王晋康式结局中最不完美的结局了；《泡泡》则是典型的王晋康结局；《终极爆炸》也是王晋康式结局……另外，王晋康作品中，日本人的形象比较好。

“ 21世纪末，地球上最神秘的地方莫过于“类人工厂”，在这里，人类用纯技术的办法制造人类DNA并发育出类人，同时严格规定类人不得有指纹。 类人工厂总工程师何不疑正值事业颠峰，却突然归隐乡间，留给世人一个难解之谜。 32年后，警官剑鸣因销毁了一个假造指纹的类人女子，与电脑高手德刚结仇；剑鸣的未婚妻如仪去太空球探望爷爷，发现爷爷的脑壳竟被类人忠仆偷偷揭开；德刚向警方告发了剑鸣是何不疑制造的类人，警察局为清除异类，设计了一场爆炸；死里逃生的剑鸣与仇人连手，潜入类人工厂，却再遭追杀；类人工厂的主电脑霍尔反叛，不露形迹地修改了类人工厂的电脑程序……”

这是王晋康所著《类人》的概要。王晋康何许人也？熟悉中国科幻小说（或者用国人发明的词叫“科学文艺”）的读者莫不对其报以敬仰之情。王晋康、刘慈欣、何夕三人之于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创作——当然，我们不能忘记郑文光、叶永烈等老一辈同志的伟绩，不过恕笔者直言，郑老《飞向人马座》毕竟只属于他老人家那个时代，但是他推动了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用一句时髦的话说，赋予了中国科幻小说“与时俱进”的力量也不为过，1998年授予郑老的中国科幻小说终身成就奖便是对其最好的肯定——正如李阳、新东方、《疯狂英语》之于国内英语学习，或如张朝阳、方东兴、李开复之于中国IT发展。王晋康在三人中当属老哥，无论是从其生物年龄还是从其小说创作年龄还是其小说深度来看。从处女作《亚当回归》到《转生的巨人》○2，连续获得1993－2004年度科幻小说银河奖特等奖何一等奖，王晋康让中国科幻迷着实疯狂了十年。虽身为工程师，他绝不赞同“科幻小说专是为工程师而作”的观点，他的作品具有雅俗共赏的鲜明特色，在浓厚的人文关怀与哲理思考中，融合了二十世纪以及二十一世纪最新的科学发现尤其是生物学发现。

王晋康正是凭借科幻小说这一方式向读者“传道”的，然而也因这一方式一直为传统文学界所排斥。传统文学（主流文学）或写历史或写现实，而科幻小说关注的却是未来。然而尽管如此，科幻小说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震撼的号召力一直壮大到今天。有的人说科幻小说完全是工程师的意淫之作，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在曼哈顿计划实施之前1944年已经有一篇描述原子弹的科幻小说，也因为他们没有发现几百年前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中的“舡鱼”号就是潜水艇的祖先，或者就算是读了杰克·威廉森的《反物质飞船》中对反物质的描述感到莫名其妙而不知道数十年后科学家宣布了反物质的存在……有的人说科幻小说完全是工程师的论文复制，那么他们肯定没读过王晋康的《类人》。

本文开篇已引《类人》的部分内容概要，聪明人看过概要后就会明白《类人》的叙述技巧——一个悬念、一处伏笔、两条故事线索。这正是王晋康的“理工小说”之所以能吸引广大的非理工门下的读者的地方。叙述技巧也仅仅是技巧而已，它用来辅助读者捕获作者思想，让读者更快的发现科学之美。想到科幻小说里来感受郁达夫、余秋雨的文学魅力，那你是来错了地方，正如一位评论家评论华莱士的小说：“想从那里面找到文学美，就像从沙子里找雕塑一样徒劳。”科幻小说有时候更近乎杂文，注重的都是思想。但是让人不明白的是文学界对杂文是那么地宽容，难道是碍着先生的面子？这是后话。 这个悬念就是世界赏唯一一个混入人类社会的“类人”是如何被总工程师何不疑带出“类人工厂”的。一方面作者开始有意回避了这点，另一方面作者刻意描写的推理成功率高到50%的“电脑抢手丝毫不能撼动其营寨”的推理小说家斯潘契诺夫的对一个有意安排的篓子的误判，让作者根本就想不到开篇浴室中对何不疑身体的描写中“只是腹部过早地鼓起来了”竟然与三十年后饱含丧妻之痛急欲复仇的齐洪德刚拍摄的照片中何不疑“身板硬朗，体态匀称”遥相呼应。唯有读到第六章方才知道何不疑的偷梁换柱之计。巧妙！

伏笔戏份不重，不过由于作者运用了两条射线叙述的手法，让众读者开始时怀疑宇何剑鸣这个何不疑的儿子到第五章便转向司马林达——直到司马林达之死一章中并未叙述其与何不疑未曾有过接触。伏笔失效后，两条射线便以相同的速度进展——直至相交。 两条线索，如上文所述，是以何不疑、宇何剑鸣和齐洪德刚为主角的人造生命故事一线，以及以科学家司马林达、蜜蜂、“上帝”为主角的群体智慧(电脑生命)故事一线。前五章两条线索的故事作者是轮流叙述的，从第六章开始作者开始偏重人造生命一线的发展，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将第二线与之相交后，故事的场面一下子打开——若不是终极电脑“开窍”产生了“自我意识”，单凭何不疑的破坏代码显然是不足以让大批的具有与人类同等地位（即有指纹）的婴儿流入社会。事实上，霍尔——这个产生了“我识”的电脑生命给予人类的帮助远远超过了何不疑等人的即时预计，何不疑的梦想得以提前实现：填平人类与类人之间的堑沟，就像填平夷族和汉族、黑人和白人、印度贱民和婆罗门之间的堑沟一样。

整个故事应当算作喜剧，尽管小说重出现了公安局长受命安排了针对宇何剑鸣的谋杀（最终伤及无辜）、公安局长坚守纯洁血统的殉道式的自杀。虽然小说的构造诚如上文分析有可言之处，但是，正如上文所述，一篇好优秀的科幻小说如同杂文一样需要分析其思想而不是“文学内涵”。优秀的科幻小说应该带给读者两次思想上的冲击力：对科学和技术的描写所带来的震撼，以及对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的深入分析而带来的感悟。前者如每周质量报告，后者如新闻调查。《类人》完全符合这两点。 《类人》带给读者科学启迪的是人造生命和群体智慧的概念，哲理思考也是与其交叉进行的——即对于夷夏之防的“类人－人类”版本的反思。不愧是科幻小说家！作者对人造生命技术和群体智慧理论的领悟是在令人折服，当在小说中引入时，作者又尽力将其简化到了最低限度。用作者的话说，即“为了与今天人们的理解力相衔接，书中很多描写是过于保守了。”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在科幻作品中多见于口述方式，《类人》也是如此，如司马林达关于群体智慧的感叹、北师大附中天才少女给警察解释什么是“我识”、宇何剑鸣用石子给老农比划原子重构原理等等。与此不同的是，大凡较长的哲理思考作者都是直接陈述的，《类人》中经典的关于人类行为的思考便是如此：“这个世界上又许多人道主义和兽道主义者，他们把仁爱之心普洒道富人、穷人、男人、女人、孩子身上，甚至普洒扫鲸鱼、海豚、狗、信天翁身上，但对待类人的态度是空前一致的：不允许类人自主繁衍，从而威胁到地球的主人——人类的存在。” ——那些人的代表正是公安局长。而公安局长的结局却是“殉道”。这个人物有点复杂，但是作者借第二任2号类人工厂总监一句话和宇何剑鸣的一个动作便完成了对他的评价：“‘……’他同情地说，‘他的思想比较僵化，但他始终忠于自己的信仰，这一点值得尊敬。’”“剑鸣点点头，对高局长的仇恨在顷刻间流散了”或许，高局长稍稍抬一下目光就能够容忍类人的融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简单的动作最于他们很难做，也很难一下子都做。 并不是优秀的科幻小说都得要求作者把他的哲理分析陈述在小说中，有的只需作者将宏大的或细微的科学世界描绘清楚，然后对于其社会意义历史意义点到即可，读者自然会合卷思考。《类人》一文虽然只描述了两种科学原理，但是读者的联想是无限的，比如相关的科隆技术、人工智能（A.I.）及其意义等。就这个意义讲，《类人》只是一部宏篇巨著的楔子，这部巨著注定要让读者、科学和历史来完成。

还有什么小说能有如此的力量？

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故而国人的眼睛总是时不时地回望唐宋时期的辉煌。诚然，“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我华夏民族之后裔理应为之骄傲，但是一味地编史造册终究不是“民族”复兴之计。我们需要创新，唯创新方能前进。

科幻小说也加入进来，挑起了这么一个担子，她的目的就是引导人们发现科学之美，引导人们通往未来之门。科学不是绝对的。比如你不必要在吃苹果时去分析苹果里的化学成分、生物门类，然而绝对非科学也是不容考虑的。很多国人对科学比较隔膜，不能体会科学和思维万国的乐趣。正如国内的主流作家善于且只善于向后看，向脚下看。他们对过去和现实的思考很深刻，很可贵，但一个民族若只有这样的目光，则未免显得过于迟钝和短视。

作者在后记中写下了《类人》写作的目的：“但愿这篇小说能够让读者稍稍抬一下目光，如此，作者就满足了。”这也是本文之所望。

距离1993年王晋康的科幻处女作《亚当回归》发表已经有26年了，在这26年中，王晋康共获得中国科幻大奖银河奖15次，《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曾说过“不知道是《科幻世界》造就了王晋康，还是王晋康造就了《科幻世界》”，这些都足以说明王晋康在科幻文学方面的创作实力与他在科幻文学界的重要地位。

对于了解王晋康作品的读者来说，进入王晋康近期发表的长篇小说《宇宙晶卵》的文本并不难，其中涉及的科学原理与论断基本延续了王晋康小说中一贯的物理知识体系，也沿用了一部分世界观设定与人物设定。但随着《三体》斩获雨果奖以及2019年年初《流浪地球》的热映，科幻文学的讨论度逐渐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大，可以说科幻作品的受众已经不再局限于原有的小圈子，科幻文学正逐步向大众读者敞开，科幻作者也需要更多地考虑科幻文学的可读性。与科幻文学的受众群体变化一同出现的，还有受众群体对科幻作品中中国独特表达的期待，期待着科幻文学中的中国面孔、中国元素。

《宇宙晶卵》将故事背景设定为末日逃亡，讲述的是人类为躲避即将到来的宇宙暴胀对智力的摧毁，分成天、地、人三支船队驾驶亿马赫飞船离开地球，奔赴太空，开启“智慧”保鲜之旅的故事。其中主要人物姬星斗所在的人船队的目标是进行环宇宙航行，验证爱因斯坦的“宇宙超圆体”理论，寻找超圆体宇宙中心。最终天、地、人三支船队在超圆体宇宙中心惊喜重逢，并触发了宇宙晶卵在六维时空中的重新诞生。

宇宙逃亡背景下的家园情怀

理解康平这个人物，是深入理解小说题旨的重点。当天船队船员得知自己凭借高速的亿马赫飞船躲过宇宙暴胀，免予智力损害时，他们是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的？地球对于他们来说是深埋于记忆之中伤感的符号，他们没有把自己当作是宇宙暴胀危机下的地球幸存者，伤感的情绪盖过了暴胀之后存活下来的欣喜。地球是人类不能舍弃的“根”，离开地球意味着人类的熟悉的确定性的消失以及物理基础研究在宇宙尺度下的失效。因此，即使在宇宙暴胀中免受智力损害并存活下来，但在天船队船员看来，他们是宇宙时空中无根的浮萍。

康平打破了这种凝重的气氛，他对天船队的船员们劝解道：“咱们面临的并非新问题，而是人类一直都要面对的老问题。人类文明史中历来都是以小范围内的确定来面对边界之外更大的不确定……就是宇宙浮萍又咋样？至少地球上的浮萍活得很自在，活了上亿年”。康平提醒天船队船员们不要忘记前辈的两句老话：活着！先走起来再找路！的确，人类没有能力改变类似于宇宙暴胀引发的灾难，但是人类可以通过智慧、理性来不懈奋斗并重新创造。强大的创造力与执行力使人类在宇宙级别的灾难面前，具备延续自身文明的可能性。如果地球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不意味着人类要抛弃地球彻底做宇宙的流浪者。所以，天船队船员怀着对那颗蔚蓝色星球的想念，继续进行环宇宙航行，验证前辈提出的宇宙超圆体理论，以便创造新宇宙，重建地球。

最终，天船队寻找到了超圆体宇宙中心，并联合地、人两支船队将宇宙晶卵搬到一个全新的六维时空中，在高维宇宙中再次催生了它。在这一时刻，全体船员们心中的呼喊只有一个声音：“诞生了！回家了！” 感叹号是情绪的绝佳传达，这简短的六个字是对天船队进行环宇宙航行寻找超圆体宇宙中心的有力回应。在此，宇宙晶卵在六维时空中诞生有着双重意义。它首先是超越了抛弃肉体的只留存信息的生存方式，构造了高阶的命运共同体；其次，这是一种全新的回归——人类在新的六维空间中创造了新宇宙，重建了家园,实现了对地球这一生命家园的回归。

人工智能单元的“人性”书写

在《宇宙晶卵》中，有一个人工智能的形象：小圆圆。它是人船队天马号、天隼号、天狼号三只飞船主电脑的外部电脑——一个会飞的圆球。小圆圆实际上是台量子计算机，它能够单独控制飞船的航行。随着“小圆圆”的成长，它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元元”。

从人工智能诞生之初，人们就一直在探寻人工智能是否能拥有独立的意识。如果人工智能个体拥有独立意识，它们是作为人类的朋友存在，还是作为反抗人类的对象存在？如果说人的本质在于人性，那么人工智能本的性是什么呢？王晋康的人工智能书写不是聚焦于智能单元的智能性、超越性，或者说反叛性，他是用“人性”来解决智能单元身份定位的问题。

元元有一颗特别的“仁义之心”，它是个拥有“人类之仁”的智能单元。面对年少时犯下大错要被执行死刑的姬星斗，它会流露出不舍的情绪；在感受到人类对它的不信任与猜疑时，不会愤怒地转而攻击人类；在阻止康平回到飞船上时，元元本可以用其他手段轻易地杀害人类，但它并没有过实际的伤害人类的行为……诸如此类的情节都在言明元元是个非常富有人情味的智能单元，它具备人类的美好品质，与人类之间有着真挚的感情。包括最后元元的叛变，也并不是来自对人类本性的失望，而是出于对人类的情感，帮助人类认清生命的本质，实现生命的提升。 在《宇宙晶卵》这部散发着金属光泽，有着硬科幻质地的作品中，元元是个温情的“有人性”的智能单元的形象。

这种没有直接刻画人类与智能单元之间正面冲突的处理方式不是作家对于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微妙关系的回避，相反，这是一种文化自信带来的积极应对。在小说中，元元逐步拥有了独立的意识，对飞船面临的境况有自己的判断，认为它自己已经不仅仅是人类的助手，是和人类一样的高端智慧体，甚至是人类的引领者。但它始终有人工智能单元的阿喀琉斯之踵。天船队船员理解它作为不同的生命形态有着不同的生命追求，尊重元元回归本心的个体选择，更有着与人工智能生命体截然不同的对现实、对未来的信心和美好期待。

命运共同体的生命呼唤

末日逃亡的背景下的外太空探索以及技术手段之外的宇宙迷思对于科幻文学来说已经不能算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三体》中，我们也能看到刘慈欣对相应问题的处理方式，即在面对文明的覆灭之时，人类选择用石刻的方式长久地留下文明的信息。在《宇宙晶卵》之中，元元相信自己的判断与选择是超乎现行世界物理规则上的绝对正确，相比于“活着”，“留后”才是生命的最高目的，甚至生命世界的林林总总可以简化为两个字：信息。这一场寻找超圆体宇宙中心的环宇宙航行，目的本就是为了寻求生存。但如果，这种“生存”是以人类肉体的消亡为前提的“意识生存”，人类又该何去何从？

在《宇宙晶卵》中王晋康给出了他的答案——终点本身亦包含着起点，生命的终结也同时孕育着新生命的诞生，就像午夜12点同时也是新一天的零点。王晋康将超圆体宇宙中心赋形，将其视作“至尊、极空、万流归宗之地”，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宇宙之元。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追溯“元”的字源。《说文解字》中说：“元，始也。从一从兀。”元字的本义是头，引申义中包含了首次、首位、开始。小说中作者借吉儿之口反复表达了一个观念：“大自然的神秘可以有各种解释，物理学的解释最简洁深刻、道家的解释最玄妙、诗人的解释最美丽。这些解释我都很喜欢，我认为它们本质是一样的。”质言之，王晋康在小说里想要表达的是，不论是物理所代表的科学技术，抑或是道家所代表的哲学思考，还是诗人所代表的文学阐释，它们的本质都是面向生命终极意义和宇宙之元的思考。

什么是生命的本质，又如何实现生命的提升？《宇宙晶卵》用了十七年蝉的精妙隐喻。船队的科学官吉儿在谈论十七年蝉时提到，这种蝉在地下蛰伏十七年之久后，能同时从地里钻出来繁衍。十七年蝉是如何确定这一打破蛰伏的时刻的呢？吉儿认为从科学的角度说，十七年蝉的同步行动肯定有一个简单高效的物理信号，但她内心深处更愿意相信十七年蝉是在冥冥中听到“生命之神”的一声号令。

那么，对于船员们来说，这一声“生命之神”的号令是什么呢？既然生命个体离开生命宇宙晶卵的意愿会同时表现为物理上的斥力，又是什么让生命共同体在追求生命个体意义的同时进入集体决策的意识之中？在末日逃亡的背景下，这一声生命之神的号令是命运共同体繁衍文明的希望，是创造新的生命家园的渴望。可以说，宇宙晶卵在六维时空的诞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想象未来生命共同体的方式。王晋康用理性和中国元素书写出他的人文牵挂，其中流露出的对生命终极问题的关切与追问，将进一步为中国科幻文学注入整体性的理性思维和超越性的宏观视野。

王晋康的短篇小说集第三本《终极爆炸》也已面世，本书中的作品完成时间相对较晚。由于我本人在99年之后停买《科幻世界》，所以这些作品基本是初次阅读。从中，我看到的是他作为一个科幻作家，或者说科学工作者所流露出来的哲人情怀。

从这些作品的探讨方向上，这种哲学思考已经十分明显。《一生的故事》《时空商人》《时空旅行的马龙定律》等作品均涉及时间旅行的可能性，以及对“外祖父悖论”的阐释；《一生的故事》还着重讨论了人类的发展究竟是自由意志还是命中注定；《终极爆炸》中对宇宙的终极真理，宇宙诞生的原初进行了辨析，这分明就是“世界的源起”“我们从何而来”的问题；《决战美杜莎》《新安魂曲》则对这个宇宙的衰亡和人类文明的最终命运给予了关注。可以说，这些都是哲学家经常加以探讨的问题，而如今已经不再是他们独专的了。

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科学虽以实证为其特色，而不似哲学更注重理性辨析和逻辑论述，然而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其所穷尽的范畴已经开始逼近哲学家们的终极命题。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入手的相对论已经在解释世界的本质，大爆炸理论是关于万物的本源，量子力学和微观世界的探究试图揭开物质的本质，而进化论和基因的发现则是拷问生命和人类的起源……这些几千年前由老子和苏格拉底思考的问题，如今转由科学家来解答。难怪杨振宁说过“科学发展的终点是哲学”。

但是这还不是最后的终点，因为即使是科学，仍然有不能解释的东西。我们知道了所处的宇宙起源于“奇点”的大爆炸，但在这之前如何，在这之后又如何？我们知道有机的生命起始于无机的物质，但是什么力量促使了生命的诞生？我们相信宇宙的终极真理会是十分简洁和有序的，但这又是谁在冥冥之中的安排？知道得越多，就对造物之主越存敬畏。这也是包括牛顿在内的许多科学家皈依宗教的原因吧，毕竟我们还是不能推演出那个“第一推动力”，那个“第一因”。于是杨振宁的话还有下句“哲学发展的终点是宗教”。

当然，科学家心中的神，还是和宗教信徒心中的神不太相同的。其并不是需要无条件膜拜以获得救赎的权威，或是神秘不可测，只能仰视的至高存在。王晋康在书里也多次借书中人物说出了“神”的存在，但更多的是将其视为一个终极追求的目标，一个令人敬畏，但又令人无比向往的境界。正是因为有这个终极的存在，这个全能全知的造物主，我们才会不断去探索，去试图揭开神的面纱。人是否能达到这个境界，是否能超越神？也许永远不能，但正是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和不屈的探索，使人得以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取得进步。因此，即使探讨了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技术带来的许多威胁，但王晋康本质上也许依旧是个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终将借助科学和理性迎来光明的未来，正如《新安魂曲》中那个即使经历了宇宙寂灭也依然幸存的地球吧。也正是具备了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才使他的作品有了不同寻常的高度。

王晋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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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幻的思想者》——《王晋康科幻创作研究文集》出版介绍

《十字》——典型的王晋康风格

稍稍抬一下目光 ——《类人》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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