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想世界与无血之伤：评迈克尔·夏邦《月光狂想曲》

1989年，当德国人欢呼着推倒柏林墙的时候，迈克尔·夏邦飞往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母亲家，陪伴患有癌症的外公度过最后的时光。止痛药打破了外公少言寡语的习惯，在接下来的一周，他不时回忆起自己一生的际遇，一点一点地揭开埋藏已久的秘密。

外公的一生见证了人类历史黑暗与荣光的时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美国太空探索的狂飙时期，再到“美国世纪”之暮，人生充斥着冒险与战争、情欲与真爱，目睹了科学的浪漫与残暴、人类创造性与毁灭性的力量。谎言言说着真相，倾诉了一个人与一个世代的传奇。

毫无疑问，迈克尔·夏邦（Michael Chabon，1963—）是当代美国最有天分的作家之一，也是一座行走的故事宝库——这不仅仅与他的犹太族裔有关。

夏邦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跨界作家，他的小说极难界定分类，因为往往横跨历史、侦探、科幻、奇幻、流行文化等多重领域。其长篇小说《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该书获得了2001年的普利策小说奖，使夏邦成为三十年来该奖项最年轻的得主。而其融合科幻与推理小说元素的力作《犹太警察公会》则一举获得雨果、星云、轨迹、侧面四项科幻小说大奖，并入围爱伦·坡奖。除此之外，他还是电影《蜘蛛侠2》与《异星战场》的编剧。

《月光狂想曲》的故事以第一人称开始，讲述1989年，夏邦飞往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母亲家，陪伴患有癌症的外公度过最后的时光（同一时间，柏林墙倒塌）。止痛药打破了外公少言寡语的习惯，在接下来的一周，他不时回忆起自己一生的际遇，一点一点地揭开埋藏已久的秘密。

接下来的故事打乱了时间顺序，我们只能在原著的基础上重新梳理了：

二战之前，外公在费城南部的犹太社区度过了不羁的少年时代；他加入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因为不满于美国国防的怠惰而策划炸毁大桥“以示警告”，却因此被战略情报局揽至麾下，被派往欧洲大陆执行“回形针计划”——追踪可为美国效力的纳粹科学家，冯·布劳恩。这位V-2火箭的设计者与他一样憧憬太空，却视人命如草芥。外公试图让冯·布劳恩接受制裁，但此人早已抢先向美军投降，从而逃过一劫。

战后，失落的外公回归普通人的生活，在命运的阴差阳错之下爱上了神秘迷人的法裔外婆。他被逼迫参加一场自己厌恶的聚会，却在那里与外婆一见钟情——这实属情理之中。两人关于战争共同的创伤体验决定了他们之间注定相互吸引。

外婆看上去古灵精怪，但她是战争和屠杀的幸存者，内心饱受创伤与煎熬。他们的婚后生活充满爱意却不无艰难：离开战场的外公与平凡生活格格不入，甚至因为殴打自己的上司而入狱；而外婆则因不断复现的梦魇折磨而多次进入精神病院。尽管外公精通处理机器故障，却始终对被战争撕扯得支离破碎的她束手无策，只能借由航天模型兑现对她的承诺——带她去月球寻找庇护所。外婆终究因为癌症先一步撒手人寰，而外公则在人生的最后几年结识了萨利女士，短暂地再次体会到了爱情的幸福，便也随即离世。

这篇小说的英文原名为Moonglow，并无“狂想曲”之意；在译成中文后加入“狂想曲”一词，却十分贴切。狂想曲（Rhapsode）一词原指吟游诗人们讲述的故事；在音乐中，它指的是一种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们在本民族艺术中寻找灵感而创造的体裁。这个翻译巧妙地揭示了迈克尔·夏邦的野心：他想成为一名犹太人的荷马。

但从另一个侧面来说，“狂想曲”一词经常被误解为具有某种酒神气质的，狂放而迷醉的音乐——这从很多电影的错误命名之中便可窥见一斑。

例如：《狂想曲》（又名：《鬼马狂想曲》），韦家辉执导，刘青云主演的都市奇幻无厘头喜剧电影。

这种曲解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尽管夏邦宣称《月光狂想曲》是一部回忆录，而且在开头写道：“这是我听来的故事。”——但这部小说依旧延续了夏邦一贯的创作风格：百科全书式的宏大背景，交错闪回、真假难辨的故事（这一点与夏邦的创作主题——“创伤叙事”息息相关），繁复丛生的意象群，以及掩藏在欢笑与戏谑背后的那“优雅的悲伤”。

问题在于，夏邦并不是村上春树。他的犹太裔身份让他与犹太人所背负的苦难史紧紧相连，因而他的写作难免引人非议——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对待大屠杀与锡安主义的态度。最具争议的作品无疑是《犹太警察工会》（又译：《意第绪警察联盟》）：在本书中，夏邦以或然历史的创作手法虚构了以色列国的覆灭与锡安主义的复国密谋，因而受到了强烈的抨击，甚至因此被指认为反犹作品。

“既是美国人，又是犹太人”——反之，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既不是美国人，又不是犹太人。”这是夏邦在创作中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如何用非犹太语书写犹太故事？犹太女作家辛西娅·奥兹克（Cynthia Qzick）甚至质疑，“无法想像可以使用非犹太（Gentile）语言写出丰富的犹太想象世界”。

作为后大屠杀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作家，夏邦必须打破这个困局。尽管夏邦从未使用纯正的意地绪语写作，但与他的身份——当代美国人——相对应，他使用的是一种杂糅着大量美语的意地绪语。这种语言源自夏邦的创作土壤——不仅有犹太的神话与传统，还有美国的漫画、科幻小说与电影等流行文化元素，最终使其作品呈现为一种历史小说和多种类型小说的杂糅。无疑，这种如同炼金术般的创作方式使得夏邦极难被定义。

我们回到《月光狂想曲》本身。小说文本中无时无刻不在展露着一种失真感：从开头那句“这是我听来的故事”开始，夏邦就在暗示我们：这些故事有可能是切实发生的，但其中诸多细节未尝可信。

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与冯·布劳恩的“火箭对决”，困扰外婆的噩梦“无皮马”，这些无不带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浓厚的超现实主义色彩。为便于探讨，摘抄两段原文夏邦的描写：

外公刚出狱的那段时间，无皮马似乎仅仅满足于跟踪我外婆，当女儿和丈夫——我外公那时丢了工作，面临审判，所以经常在家——恰好在场时，她会用无休止的聊天和唠叨淹没无皮马的嘶叫声，每当独自在家时，她就大声播放里尔舞舞曲和苏格兰高地进行曲的唱片，因为不知怎么，苏格兰风笛的声音可以吓走无皮马。无论身边有没有人，她都会竭力避免望向窗外的山核桃树，当她精疲力竭时，无皮马就会在那里看着她，坐在低处的树枝上，露出正方形的牙齿，摸弄着它那条血红色的巨大阴茎。

——外婆的“无皮马”

“月球花园模型”。这个模型是用一只外卖咖啡杯的盖子、飞机和坦克模型的零件制作的，还用了十几个小电容和四块从金属表带上拆下来的链条，所有部件全部用胶粘在一起，喷漆是田宫模型使用的那种“浅幽灵灰”。“月球花园”是外公制作的月球基地比例模型“LAV一号”的一部分，外婆去世后，他花了很多年时间制作和修改“LAV一号”。整个模型占据了大半张他在佛罗里达的公寓餐桌，包括通道、分离舱、天线、碟形天线和圆顶形穹顶以及崎岖的月球表面。“他只想要花园，”母亲告诉我，“我只好将它从整个模型上扯下来了。”

——外公的模型

外公的模型与外婆的无皮马——这两个意象之间的对立几乎可以用来形容和概括夏邦的所有小说。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可以列出夏邦小说中如下几个关键的对立元素：

表——里

轻盈——沉重

个体——民族

宏大——隐微

幻想——现实

虚构——历史

科幻——写实

逃离——对抗

压迫——反压迫

闪回叙事——线性时间

……

这些对立导致了在阅读中，我们的认知出现了偏差：因为与我们惯常想象中的战争/大屠杀叙事有所不同，在小说中看不到对万人坑或者毒气室的直接描写，很多重要的历史拐点也仅仅作为时间背景而存在。

这必然会带来一种错觉：夏邦是在虚构中逃避自己的责任。

事实是否如此？固然，夏邦自己曾说，写作意味着可以让“自己感受剥离真实世界的身份而变成任何其他样子”。在虚构的文本中，“创建一个或然/可能世界，这个世界是一种逃离，可以逃离自己的真实身份。”

然而，夏邦的小说中并不是像村上春树那样故弄玄虚地“将世界分裂成了两个”，而是在一个外在现实实则荒谬的世界中，通过非自然叙事生成一个外在荒谬而实则真实的小世界。这个小世界是外公与外婆的反抗据点，一个微缩的战场，也是一个微缩的耶路撒冷。

首先，这种“微观的战场”并不是阿Q式的背后逞强与自我安慰，而是小人物令人心碎的徒劳反抗。在《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中，主人公卡瓦利在自己创作的《逃脱侠》漫画的结尾处描绘了逃脱侠活擒希特勒，把他拖到“世界法庭受审”，并最终将其处以极刑的场景；而在现实中，卡瓦利千辛万苦将家人接上逃往美国的轮船，船却被德军潜艇击沉，带着他的家人沉入海底。虚构的逃脱侠无法拯救现实的家人。夏邦式的悲剧正是孕育于这种极端的断裂之中。

第二，对或然世界的想象不是对历史想当然式的简化，其目的也不是简单地为了寻求认同。对于卡瓦利来说，以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对抗纳粹的暴行已然失效，那么只能诉诸诗学正义（Poetic justice）。漫画之所以是有效的，是因为它成为了这种诗学正义的载体；同样，当外公把纳粹抽象为韦恩赫·冯·布劳恩个人和他的V2火箭时，纳粹便不再是一个邪恶却模糊的庞然大物，而是一个拥有实体，可以对抗的敌人。

在书桌之前坐着的永远都是两个夏邦：一个是作家，一个则是负责记忆民族历史的说书人。在两个夏邦之间，虚构成为一座沟通历史与当下的桥梁：不仅仅局限于大屠杀本身，而是只可能发生在当代的问题——创伤，流亡与身份。

迈克尔·夏邦并未亲身经历过犹太民族在二十世纪最大的苦难，所以他的写作无疑全都来自于二手资料：战争与屠杀亲历者的口述，夏邦的记录与转译，再到我们手中的时候，中间和隔着翻译与文化背景两道大墙。必须承认，正是由于其中的流行文化元素——比如《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中的《逃脱侠》漫画——我们才能短暂地穿过这两道大墙，对犹太人的苦难史有感同身受的认知。

战争可以用过去时态形容，但创伤永远是进行时。以色列非政府组织、阿姆哈大屠杀幸存者创伤康复中心（Amcha）帮助了数万名大屠杀幸存者，在阿姆哈的治疗记录中，他们在这些幸存者身上发现了一些普遍存在的共同特征：比如家里的冰箱总是塞得异常满，极端害怕狗，害怕独自坐火车等。

在小说中，这些症状在外婆身上得到了重现。

外婆与她的小女儿是一场大屠杀之中的幸存者。小说中只是稍稍提及此事，并未详述两人在流亡到美国之前具体遭遇了怎样的苦难。大量的篇幅都用外公的视角来描写外婆在美国生活期间所受到的心理折磨：尽管早已远离集中营和毒气室，但那段记忆并未消失，而是变形成了形如“无皮马”的梦魇。

医生怀疑无皮马的形象可能指向外婆年幼时被性侵的经历——这一点我们无从考证，因为即使外公本人，对外婆也是知之甚少。在外公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外婆是失语的（她因癌症而先于外公去世）。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外公眼中的“疯女人”。或者说，因为无法言说，外婆放弃了讲述自己创伤的机会。

这个放弃是整部小说之中最大的悲剧与遗憾。创伤并不等同于伤痛——伤痛是一种即时反应，而形成创伤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时间的沉淀。创伤是不流血的伤痕。它难以言表，不断重复，而又不受控制。与之相对，叙述是创伤疗救的主要途径之一：受创者以各种形式叙述自己的经历、外化创伤，其目的是通过叙述来表达、见证并修复创伤，将创伤记忆转化为叙事记忆。

在无数次的失语之后，外婆最终带着自己的秘密撒手人寰——这与死于集中营的无数无名者并无任何实质上的区别。最大的悲剧并非控诉，而是沉默。

Part.5

从出埃及记至两次圣殿被毁之后的漫长流亡之路，流亡已经成为犹太人的一种被内化认可的生存状态——或者说，“流亡者”已经成为犹太人的一种身份符号。无论夏邦如何试图努力在文学世界中开辟新的天地，他始终绕不开这种流亡创伤。

总的来说，他既不是一个悲观也不是一个乐观的作家。他在《犹太警察公会》、《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最终解决》和《月光狂想曲》等作品中塑造了若干个生存在游离和流亡之中的犹太人，他们都是小人物，身负创伤阴影，却又怀着各种理想努力挣扎、找寻生的希望。他们总会经历各种悲伤经历，然而在小说临近结尾之处，也总是会隐约闪现一抹乐观的亮色——尽管这抹亮色可能只是微弱的一闪。

对外公来说，在他临终之前能偶遇萨利女士，再次体会爱情的美好，而且得知宿敌冯·布劳恩临终之前一直饱受病痛的折磨，这已经是他最大的幸福。如《月光奏鸣曲》的结尾如是写道：

她把喷过漆的月球花园模型递给我，我顺着掀开的舱盖望进去，里面是我外公保护了一辈子——他也曾经失败过，但最终成功了——的家人……人偶的面部并不精细，没有明确的五官……你可以想象他们脸上的微笑，可以按照你的喜好，写下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

讲故事。如同动画长片《养家之人》中，在饱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摧残的世界之中，父亲用讲故事这种方式来安抚女儿，鼓励她克服生活中所必然经历的坎坷：当所有的手段都被穷尽之后，我们仍愿相信，“讲故事”是治愈无血之伤的最终手段。因为在故事世界中，我们可以遵循故事的逻辑，看到类似《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中的如下情节：

为了免遭德军破坏，主人公卡瓦利和他的魔术教师费尽千辛万苦将土制的犹太魔像运离布拉格。多年后二战已经结束，而装着魔像的巨大木箱在世界上流浪一周后，居然奇迹般地回到了纽约——只不过里面的魔像早已碎成了一堆泥土。而当卡瓦利试图抬起箱子时，发现那些泥土居然比先前重了无数倍。

为什么箱子会变重？因为其中不仅仅有魔像，更承载着死难犹太人的灵魂。还有比这更合情合理，更精准，更现实的描写吗？这箱沉重的泥土是天才的一笔。因为这一笔，我愿意无限地期待夏邦的下一部作品。

奇想世界与无血之伤：评迈克尔·夏邦《月光狂想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