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放与鬼畜_浅谈_时间箭_与_时震_中的时间游戏

倒放与鬼畜:浅谈《时间箭》与《时震》中的时间游戏

有一种搞笑向的视频,是将原本的电影或者视频倒放并配以解说(解说可有可无),并借此产生某种滑稽的审美效果:由于叙述的桥段被重新排序,观者便不得不随之调整重新作出解读,使得喜剧变成悲剧,悲剧变成闹剧。

最近一个大火的例子便是西瓜视频主播、B站的知名美食up主@美食作家王刚。在王刚最近的一期视频“红烧娃娃鱼”中,由于其中有现场宰杀娃娃鱼的桥段,加之有人质疑娃娃鱼是国家保护动物,因此遭到某些粉丝在弹幕和留言中的抗议,最终逼得王刚不得不发布道歉视频。作为对这种毫无道理的指责之回应,王刚的粉丝便将原视频倒放发布,使得视频中的厨师化身华佗,将盘中已被大卸八块的娃娃鱼“医活”(id:av45568532)。

对于王刚的粉丝来说,这是一种颇为戏谑而别致的抗议方式。因为非难产生的理由便已经足够荒诞不经,那么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用更加荒诞的手段回击。如果硬要在其中寻找什么意义,那么其意义大概在于:在本来毫无意义的事情中寻找意义,其行为本身就是对这种荒诞性的最佳阐释。

我举这个小例子,是在试图证明:过多的时间穿越小说——无论是回到过去还是走向未来,都未免有些多余。哪怕只是简单地将时间重复或者回溯,格式塔都足以帮我们在生活的庸常之中获得全新的体验。科学无法帮我们实现这一点,万幸的是,在文字的世界里,我们足够自由。对于初尝写作科幻小说的朋友来说,下面两部作品或许会带来一定的启发。

安·怀特赫德曾在《创伤小说》(TraumaFiction)一书中指出,“当代小说家们纷纷施展新的方式来诠释创伤,将关注的焦点从记得什么过渡到如何记忆与为何记忆之上。”无疑,与迈克尔·夏邦(见奇想世界与无血之伤:评迈克尔·夏邦《月光狂想曲》)一样,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也是探索者之一。

如果有一种生物,能够在另外一个维度中以逆向时间观察我们的行为,那么想必人类的一切看上去都是如此荒诞不经——《时间箭》就是这样的故事。它讲述了纳粹战犯托德·弗兰德利“倒放”的一生:从死亡的一刻开始,时间在他的身上不断逆流,回到他暮年看似体面的医生生活,再到不断逃亡、更名改姓的分裂人生,再到青年时期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又到他生子、结婚、少年时期,最后终结于母亲的子宫。简单来说,这位战犯经历了刘慈欣的短篇小说《坍缩》。 本书用倒叙的手法讲述了纳粹战犯托德·弗兰德利的一生。他从行将死亡开始“倒带”自己的生活,到暮年看似体面的医生生活,再到青年时期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又到他生子、结婚、少年时期,最后是他回到母亲的子宫,并即将死亡。

这个故事难免让人想起菲茨杰拉德的《本杰明·巴顿奇事》,不过它更加疯狂。《本杰明·巴顿奇事》讲述的是一个人由老到小的一生,但仍旧遵循传统的单向线性叙事,只能算是一般意义上的奇想小说;而《时间箭》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颠覆的不是人生,而是时间。它关注的并非如何过人生,而是如何阐释人生。

这种阐释表现在:尽管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但作者并没有将视角放置在主人公身上,而是将主人公的意识客体化,刻意营造一种幽灵附身的效果,用近似旁观者的视角来看托德的所作所为,并喋喋不休地为其行为(由于经历了倒放而显得无比荒诞)作出滑稽可笑的点评。

尽管开头读来难免令人一头雾水,但读过小说之后,按照正常的逻辑重新梳理,这是一个“平凡”的二战故事,讲述的也不过是一个纳粹战犯在逃离奥斯维辛之后改头换面化身美国医生度过自己的一生。

我们在前一篇书评(《月光狂想曲》)中刚刚介绍过纳粹的火箭专家冯·布劳恩,这无非是另一个布劳恩的美国故事。它的不凡之处在于这种诡异的,充满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形式(甚至为了刻意迎合这种形式,小说中所有的对话都倒序给出)所带来滑稽的阅读体验。

要想理解这部小说,我们需要在读过之后,重新回顾自己的阅读体验。在小说的开头,我们并不了解这个主人公的人生。他起死回生之后的晚年生活虽然看似平静,但也充满疑云:他为何用假名生活?为何他已是垂暮之年,却仍旧在不断辗转?他在逃避什么?我们能看出他人生中的创伤体验,但并不清楚它们的来源。

随着“我”在从美国到德国的一路上不断更名改姓,最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找回了自己的名字——托德·弗兰德利,主人公的过去也终于完全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一个纳粹的军医,工作无非就是制造和研发新型毒气,在犹太难民身上试验各种手术,管理焚化炉和毒气室,确保它们像工厂的流水线一样高效运转。

尽管在阅读过程中,作为读者,我们都知道他在做什么,但解释权并不在我们这里。“我”从不停止叙述,“我”的声音压过了难民的声音,也压过了我们的声音。在“我”口中,托德变成了圣徒:他能从土坑里刨出数以百计的死尸,然后把它们统统塞进毒气室中,并赋予它们生命。奄奄一息的难民在他手下逐渐恢复健康,最终离开集中营,回到自己的故土。

这并不是谎言,而是真实发生的——因为大前提便是时间在倒流,这是文本层面的真实。刽子手变成了救死扶伤的天使,焚尸炉变成了赋予生命的圣地,而我们没有反驳的权力。先前所营造的戏谑感,此时便转化成了无尽的重压。

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屠杀可以这样写吗?人从口中向盘子里吐出热气腾腾的菜肴,然后端进厨房;从出租车上走下来,还能拿到司机给的车费;在路上抢走小孩的玩具,再拿到商场里换钱——这样的桥段读来当然会令人会心一笑。但这种手法被应用于集中营的毒气室之时,难道不是出格地残忍?尤其是在小说中的“我”充当着向导的角色,喋喋不休地对托德·弗兰德利的残忍行为作出点评和解释时,我们该如何忍受这种自以为是?

在《时间箭》中,创伤不仅仅发生在屠杀的幸存者身上,也发生在屠杀的策划者身上。从小说的只言片语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托德·弗兰德利在晚年所受的折磨:他会潜心于园艺之中,并在无人时独自落泪;他会像其他和蔼的老人一样,花钱给陌生的孩子买玩具以博孩子一笑(不过因为倒放,这反而变成了一种残忍的举动);他也会独自去教堂忏悔。但时间之箭逆流而上,并没有足够的时间用来忏悔。直到回到奥斯维辛之后,创伤消失了。在自己的本职中,托德重新找回了安宁。

由此,我们终于可以看出端倪:创伤叙述的一个困境在于,亲历者在叙事重构中总是占据着讲述的“主体位置”,后创伤压力的舒缓过程中也隐含着叙述者对创伤时刻的再度判断,包括“争辩,质疑等一系列的反思行为”。然而这也意味着,充斥着创伤的叙事充满了“碎片化、缺乏有序性、隐藏着大量空白”的不可靠记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些都是方差。

如何借一个战犯之口说出屠杀的真相?马丁·艾米斯的这种写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终结创伤的唯一有效途径便是逆转时间。尽管足够荒诞,但《时间箭》无疑用形式上的另辟蹊径,为我们实现了一种超越逻辑的真实。道理很简单:当托德回顾奥斯维辛的人生时,创伤(或者追忆与反思)尚未发生;那么一定程度上,我们便可以承认他的叙述是足够可靠的,因为他在场。

摔碎的茶杯无法被复原,被屠杀的难民也无法复活。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重新排列时间,自欺欺人。这部小说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的形式有多么新颖,而是在于它“为脚找到了合适的鞋”:只有将这个故事倒过来讲,才是它真正的意义所在。

尽管都是在时间上玩花招,库尔特·冯内古特的《时震》则不像倒放,而更像“鬼畜”——一种以高度同步、快速重复的素材配合BGM的节奏制造的搞笑视频,其最大特点在于频率极高的重复画面。

鬼畜视频之所以颇受欢迎,经久不衰,一个原因是它凝固了人最愚蠢的瞬间,并将它反复无意义地循环:这些被鬼畜的可怜人被简约成了一堆夸张的表情和动作,像笼中的仓鼠一样供人取乐。仓鼠笼就摆在那里,理论上来说,任何人都有机会进去试试。

情节简介:2001年2月13日下午2点27分,宇宙经受了一次自信危机,暂时厌倦了无穷无尽的扩展,决定寻寻乐子调剂一下,于是时空统一体出现了故障,宇宙一下子缩回到10年前的1991年2月17日。就在时间再次向2001年运行过程中,所有的人或物,都得将十年的经历一一重新体历一遍。于是,作者及其家人,以及科幻小说家基尔戈·特劳特(他的另一个自我),不得不再次经历种种真实或想象、愉快或尴尬的趣闻轶事。

我们把仓鼠笼变大试试。在《时震》之中,宇宙是一个有自我意识,但偶尔会产生些坏心眼的家伙。众所周知,它一直在膨胀;但有一天,它突发奇想,决定稍微收缩一下。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稍微”意味着时间倒带重放了十年。在这重复的十年里,一切都会和从前一样自动而精确地发生——这意味着所有人都要重新经历一遍完全相同的人生。

《时震》秉承了冯内古特小说一贯的特点——没什么明确的情节,更像是混杂着虚构与自转的箴言集。它通过在杂乱琐屑的叙述中散落的几十个短小故事,刻画了人们在这场异变发生后的惶惑:在“重播”的十年中,人们任由自己被时间的惯性裹挟着飘来飘去,因为一切都是过去的重演,所以无需动脑,只需再度体验一遍曾经的悲欢离合;而在“时震”的十年重复结束之后,人们不得不重新面对不可知的未来,以至于由于不熟悉如何凭自己的意志迈步而纷纷跌倒在地。

可以想象,离开了笼子,仓鼠自己未必知道该往何处去。在小说的结尾,将人们从浑浑噩噩之中拯救出来的是主人公——一个有些疯癫的科幻作家——的一句话:“你得了病,现已康复,赶快行动起来!”

这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无聊的世界。试图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书写任何故事都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冯内古特彻底放飞自我,用他天马行空的“冯氏幽默”狠狠嘲弄了一番人类所谓的“自由意志”。

在他的笔下,人的大脑无非是“三磅半重的浸着血的海绵体,只够让狗吃一顿”。毕竟,时间重来了一遍,但人们并没能利用这个机会挽回从前的错误,反而像发条玩具一样完美地重复了过去的轨迹。曾经因为冤案入狱的人要再坐一遍牢,曾死于车祸的人在原地等着汽车驶来。全人类都变成了一群鬼畜素材。

这从另一个层面上营造了一种陌生化效果:我们的回忆,不管是悲是喜,都在冯内古特的笔下变成了一场没完没了的噩梦。作家书写人类的悲欢离合,是为了书写人在不可知的未来面前所做出的抉择;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审美体验,本质上也来自于这些选择。而一旦未来变成了已知,这一切就全部被消解殆尽,只剩下拙劣的滑稽戏。

一点小小的建议:在创作时,不要轻易尝试模仿《时震》。这部小说最大的精髓在于穿插于其中的那些出色而辛辣的小片段,而非一个了不起的科幻设定。

这两部小说都通过在时间上耍花招带来了滑稽的效果(毕竟一个是倒放,一个是鬼畜)。它们的共通之处在于:时间并不是小说主要刻画的对象,而只是一个诱因,或者说,作家的玩物。

在《时间箭》中,它提供了一种荒诞的解读方式,重新揭露了纳粹的罪行;而在《时震》中,它通过愚蠢而无意义的自我重复,拷问人类的自由意志乃至整个现代文明。在科幻小说日益陷入想象力透支所必然带来的困境中,这两部小说无疑为我们的突围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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